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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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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华夏族,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代表作《鱼我所欲也》已编入初中语文教科书中,《寡人之于国也》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

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对儒术的理解。他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后世追封孟子为“亚圣公”,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

孟子简介

孟子的出生之时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约百年左右。孟子的生平和孔子很相似,都是贵族的后裔,平民出身,幼年丧父,一生所走的道路都是求学、教书、周游列国。孟子字号在汉代以前的古书没有记载,但魏、晋之后却传出子车、子居、子舆等多个不同的字号,字号可能是后人的附会而未必可信。

拜孔子之孙孔汲的门人为师时姓曾名参(孔子亦有徒名曰曾参,即曾子),后更改名轲,邹(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孔汲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想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为《孟子》七篇”。

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记载,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孔汲。《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孔汲之门人”。有一种说法是,孟子在十五、六岁时到达鲁国后拜入孔子之孙孔汲的门下,但根据史书考证发现孟子出生时孔汲已逝世三十载。所以还是如《史记》中所记载的受业于孔汲的门人的说法比较可信。就连孟子自己也曾说:“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 离娄下》)无论是否受业于孔汲,孟子的学说的确受到了孔汲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孔汲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孟子的思想、著作、名言

一、孟子的思想

《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数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中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在价值观方面,他强调舍身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要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放弃礼义,“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1、民本思想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2、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仁,据孟子解释,就是“人心”。怎样才算是仁呢?根据《孟子》一书可以概括为:第一、亲民。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第二、用贤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权。孟子公开宣扬“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提倡在一定的范围调和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第四、同情心。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认为这样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第五、杀无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进行严正的谴责,力图把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轨道上来。

孟子以“仁政”为根本的出发点,创立了一套以“井田”为模式的理想经济方案。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要求封建国家在征收赋税的同时,必须注意生产,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样财政收入才有充足的来源。这种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孟子还提出重农而不抑商理论,改进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这种经济观念在当时是进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对后世确立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

(1)易子而教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章句上)以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伦”,以建立一个“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谐融洽的有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

孟子一贯以孔子的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不仅授徒讲学,培养出了乐正子、公孙丑、万章等优秀的学生,还与弟子一起著书立说,著《孟子》七篇,留给后世。犹如绵绵春雨,普降于漫漫的历史文化中。

对教育方法的改进,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传统教育方法。当他的得意门生公孙丑询问有的君子为何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时,孟子回答道:“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离娄章句上)父子之间由于感情深厚,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往往不严,对于儿子的一些错误和毛病也因为溺爱和骄惯而放任,从而使正确的教育难以为继。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易子让别人来教育,既能从严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伤害感情。

(2)道德伦理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的战争。

仁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说文》解释仁字:“仁亲也。从人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含义也不断有所衍变。孔子论仁,则给予了更多的充实和发挥。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种意义上运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学说的理论上还不够完整而严谨。

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第二,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的仁政措施。

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3、法先王

法先王就是以先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推崇尧舜之道。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法后王就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比较讲究实际,不泥古。荀子虽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但它具有一定的法家思想。在这一点上,比孔孟进步。荀子所谓的“后王”既不同于其所谓“先王”,也异于孟子所谓的“先王”,学术界一般把荀子的历史思想概括为“法后王”,使之与孟子的“法先王”相对立。其实,荀子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不仅“法后王”,而且也“法先王”,是后王先王并法重者。“先王”观念的形成以历史人物为摹本,凝聚了历史人物的一切智慧和才能,不是在现实层次上而是在理想层次上进行的,这是理解荀子先王特点的关键所在。 荀子所谓“后王”,是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时代发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为礼法、王霸、义利……等品质的表征,荀子的“后王”与“先王”一样,也是在理想层次上而非现实层次上来表述的。 与先王相比,荀子更注重“后王”所表征的价值和意义,荀子汲取先秦诸子的合理成分,适应了社会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义利并重,王霸兼施,礼法兼尊等一系列主张,较之孔孟儒家,商韩法家,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后王”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正是义利、王霸,礼法等思想的综合体现,“法后王”象征着历史的进步,荀子正是通过“法后王”来阐明自己进步的历史观。

4、哲学思想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

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1)认识论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而且,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此外,孟子还非常重视修养。在心性修养方面,孟子从“性善论”这一根本思想出发,认为实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动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发“仁心”。这种“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贵在一个“养”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诚之道”为依据,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等观点,从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的思想体系。

(2)性善论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梁启超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

孟子的性善论只说性善,南宋朱熹补充为“人之初,性本善”,明代王阳明继承并发展出“良知学说”,当代学者傅佩荣提出“性向善”。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认为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伦理学意义,同时“性善论”认为通过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又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义。

(3)饮食见解

孟子在饮食上提出了较多的见解,多被后人视为经典。他从仁爱的角度出发,说道:“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后人将“君子远庖厨”解为不近厨房,并作为孟子贱视烹饪的理论依据,这是不可取的。

所谓“君子远庖厨”,不过说的是一种不忍杀生的心理状态罢了。也就是齐宣王“以羊易牛”的心理,因为他亲眼看到了牛即将被杀的样子而没有亲眼看到羊即将被杀的样子。“眼不见为净”,所以君子远离宰鸡杀鸭的厨房。《礼记·玉藻》:选段译文

当时亲眼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见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哀叫,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总是远离厨房。”

《孟子》记载,诊断饮食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这与儒家自孔子开始对饮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二、孟子的著作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三、孟子的名言

1、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2、鱼我所欲也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wù),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bì)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wèi)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xiàng)为(wèi)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wéi)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3、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něi)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4、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典故

一、孟母三迁

【原文】昔孟子少时,父早丧,母仉(zhang)氏守节。居住之所近于墓,孟子学为丧葬,躄[bì],踊痛哭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遂迁居市旁,孟子又嬉为贾人炫卖之事,母曰:“此又非所以居子也。”舍市,近于屠,学为买卖屠杀之事。母又曰:“是亦非所以居子矣。”继而迁于学宫之旁。每月朔(shuò,夏历每月初一日)望,官员入文庙,行礼跪拜,揖[yī,拱手礼]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习记。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于此。

【译文】从前孟子小的时候,父亲早早地死去了,母亲守节没有改嫁。孟子的母亲对孟子的教育很是重视,管束甚严,希望有一天孟子能成才为贤。一开始,他们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子的妈妈看到了,就皱起眉头:“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了!”孟子的妈妈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吆喝的样子。孟子的妈妈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孟子的妈妈又带着孟子去靠近杀猪宰羊的地方去住。孟子便学起了买卖屠宰猪羊的事。孟子的妈妈知道了,又皱皱眉头:“这个地方依然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每月夏历初一这个时候,官员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礼貌相待,孟子见了一一都学习记住。孟子的妈妈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于是在此居住了。

后来,大家就用“孟母三迁”来表示人应该要接近好的人才能学习到好的习惯!也说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表明环境能改变一个人的爱好和习惯。

孟母三迁以后,虽然为儿子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孟母并没有因此放松对儿子的严加管教。她认为,如果主观上不勤奋努力,还是难成大器的。所以她抓紧对儿子的教育,督促他勤奋学习。

二、孟子受教

【原文】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向母其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 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 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引自《韩诗外传》

【译文】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蹲在地上。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孟母说:“什么原因?”孟子说:“她蹲在地上。”孟母问:“你怎么知道的?”孟子曰:“我亲眼看见的。”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仪,不是妇人不讲礼仪。《礼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屋里谁在里面;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必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经》这样讲,为的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认识到自己错了,再也不敢讲休妻的事了。

三、断织喻学

孟子最初对学习很有兴趣,时间一长就厌烦了,经常逃学。孟母知道后非常生气,拿起刀来,把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说道:“你的废学,就像我割断织布机上的线,这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现在割断了线,布就无法织成。君子求学是为了成就功名,博学多问才能增加智慧。你经常逃学怎么能成为有用之材呢?你今天不刻苦读书,而是惰于修身养德,今后就不可以远离祸患,将来不做强盗,也会沦为厮役!”孟母用“断织”来警喻“辍学”,指出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半途而废,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断织喻学”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既惊且惧的鲜明印象,孟子从此旦夕勤学,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

四、杀豚不欺子

【原文】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dan)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怀妊(ren)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子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译文】当孟家还在庙户营村集市旁居住时,孟子看到邻居杀猪,不解地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应到:“煮肉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等待食肉。孟母深知做人要诚实,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而且她深深知道身教重于言传。为了不失信于儿子,尽管家中十分困难,孟母还是拿钱到东边邻居家买了一块猪肉,让儿子吃了个痛快。

孟子的家族世系

14世祖鲁桓公(上接“鲁国君主世系”)

13世祖庆父(字仲孙,鲁桓公庶长子)

12世祖孟穆伯

11世祖孟文伯

10世祖孟献子

9世祖孟庄子

8世祖孟孝伯

7世祖孟僖子

6世祖孟懿子

5世祖孟武伯

4世祖(高祖父)孟敬子

3世祖(曾祖父)庐墓

2世祖(祖父)敏

1世祖(父亲)孟孙激(字公宜,元延三年(1316年)追封邾国公,明嘉靖九年配享启圣祠,称先贤,清雍正元年改祀崇圣祠)

孟子

1世孙(儿子)孟仲子,北宋郑和五年(1115年)追封“新泰伯”

2世孙(孙子)孟睾,邹之处士,隐居不仕,好静、多智虑,容貌俊仪,通五经,美词章

3世孙(曾孙)孟寓,朝召不受,性忠厚淳朴,不骄侮人,善于与人交往,治家有道

4世孙(玄孙)孟舒,字子怀,汉朝云中牧

5世孙孟之后,隐居不仕

6世孙孟昭,汉朝博士,博览经史,问贯古今

7世孙孟但,汉朝太子门大夫,精易道

8世孙孟卿,汉朝淮阳太守、太傅

9世孙孟喜,字长卿,汉朝郎官

10世孙孟鎡,抱道不仕,主奉祀事

11世孙孟兴,汉朝尚书郎

12世孙孟尝,字伯周,汉朝徐令、合浦太守

13世孙孟展,字君城,不仕

14世孙孟戫,东汉济阳太守、太常、太尉

15世孙孟敏,字叔达,东汉新郡太守。博学能文,有荷甑堕地不顾事

16世孙孟光,字孝裕,东汉讲部史;蜀汉拜议郎、符节令、屯骑校尉、长鲁少府、大司农

17世孙孟康,字公休,曹魏散骑侍郎,弘农太守,典农校尉,渤海太守,给事中,散骑常侍,中书令,封广陵宁侯

18世孙孟宗,字恭武,孙吴永宁令、右御史、司空。“二十四孝”之一,有“哭竹生笋”之事

19世孙孟揖,晋朝庐陵太守

20世孙孟观,字叔时,晋朝殿中郎、黄门侍郎,生二子:孟嘉、孟陋

21世孙孟嘉,字万年,晋朝安西大将军长史、江州别驾,生二子:孟怀玉、孟龙符。性无苟合,言无夸衿,为时所重

22世孙孟怀玉,晋安帝时封鄱阳县侯,后为阳丰县男,任江州刺史、南中郎将

23世孙孟表,字武达,南齐马头太守;北魏辅国大将军、南兖州刺史、豫州刺史,因功封汶阳县伯,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平西大将军

24世孙孟斌,北魏右丞相

25世孙孟威,字能重,北魏平北大将军、光禄大夫、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

26世孙孟恂,字修仁,北魏东州太守;北周太子少师、太子太傅、车骑大将军

27世孙孟儒,字敬业,魏彭城王韶典;北齐文宣帝除中书舍人、东郡太守、广平太守、太中大夫、卫将军

28世孙孟景,隋炀帝时为膺扬将军

29世孙孟善谊,隋朝河内通守

30世孙孟诜,唐朝凤阁舍人、春宫侍郎、相王召为侍读、同州刺史

31世孙孟大融,唐玄宗屡召不仕,后隐居于王屋山

32世孙孟浩然,唐朝诗人,少好节义,喜济人患难,工于诗。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咏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谓“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未仕,后隐居鹿门山,著诗二百余首。生二子:孟云卿、孟庭玢(孟郊之父、孟常谦的祖父)

33世孙孟云卿,字宜甫,唐朝校书郎,与诗人杜甫善交。生二子:孟简、孟华

34世孙孟简,字几道,唐朝仓部员外郎、谏仪大夫、常州刺史、户部尚书、御史中丞、山男东道节度使【注:孟简、孟华均无后代,所以把孟庭玢的孙子,即孟郊(唐朝诗人)的儿子孟常谦作为孟轲的第35世孙】

35世孙孟常谦,唐朝安州刺史、侍御史、安州防御兵马使,生二子:孟遵庆、孟元阳

36世孙孟遵庆,旨召不仕

37世孙孟琯,唐元和末旨召不仕。韩文公云:年少,礼甚娴。手持问一编甚钜。退披其编以读之,尽其书无有不能。其所与友尽善之。生二子:孟方立、孟方迁

38世孙孟方立,唐朝昭义节度留守

39世孙孟承诲,后晋太府卿

40世孙孟汉卿,后周左羽林大将军

41世孙孟贯,不仕,工于诗词,主奉祀事

42世孙孟昶,隐居不仕,主奉祀事

43世孙孟公济,少励高行,不乐仕进,避契丹之乱,藏谱于屋壁,隐居东山而终

44世孙孟宁,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孔道辅守兖州,访得孟子墓在四基山之阳,又于凫村访得四十五代孟宁,推荐于朝,拜迪功郎、邹县主簿。率领族众,修编祖谱,主奉祀事。至此家事复兴,无废缺现象。孟氏后裔尊为中兴祖,附祀故里祠。生二子:孟存、孟坚

45世孙孟存,主奉祀事,生二子:孟况、孟海

46世孙孟况,宋朝鱼城教谕,主奉祀事

47世孙孟彬,宋朝临沂县主簿,主奉祀事,生二子:孟澄、孟沂

48世孙孟澄,仕为滕县尹,主奉祀事。

49世孙孟德成,居滕,元太宗时复其家。仕峄州知州,为族长,主奉祀事,生三子:孟述祖、孟光祖、孟荣祖

50世孙孟述祖,主奉祀事,生四子:孟惟清、孟惟忠、孟惟敬、孟惟信

51世孙孟惟清,主奉祀事

52世孙孟之平,主奉祀事,生三子:孟思春、孟思温、孟思润

53世孙孟思春,主奉祀事

54世孙孟克刚,主奉祀事,无嗣

55世孙孟希文,字士焕,他是孟子的第45世孙孟坚的第九世孙孟克仁的长子,1451年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祀事。孟氏世职自此始

56世孙孟元,字长伯,1489年承袭世职,其子孟公綮(1533年承袭世职)

57世孙孟公肇,字先文,是孟元的弟弟的儿子,1523年代袭世职

58世孙孟彦璞,字朝玺,1567年承袭世职

59世孙孟承光,字永观,1601年承袭世职,长子孟宏略(其子孟闻玉)

60世孙孟宏益,字振扬,1623年代袭世职;孟闻玉长大后即让职,朝廷改封孟宏益为锦衣卫千户【注:孟宏益,又名孟宏誉,生一子孟闻玺,孟闻玺生孟贞仁】

61世孙孟闻玉,字尤甫,1629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62世孙孟贞仁,字静若,1644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63世孙孟尚桂,字播馨,1716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64世孙孟衍泰,字懋东,1740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65世孙孟兴铣,字起辉,未承袭世职

66世孙孟毓瀚,字钟北,1750年承姚大宗,袭世职,主奉祀事【注:孟毓瀚无子,由孟兴铣的二弟孟兴錞的儿子孟毓纍为继续人;孟毓纍生孟传梿】

67世孙孟传连,字国摸,1780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68世孙孟继烺(lang),字体耀,1815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69世孙孟广均,字京华,乙酉科举拔贡,戊子科举人。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钦加主事衔,晋员外郎。先后创建或修复了庙、府、林、孟母断机堂及庙户营三迁祠等古建筑群。并支持修纂了《重纂三迁志》、《孟子世家谱》。为我们今天能看到孟庙、孟府之完整面貌,以及对研究孟氏家族的兴衰成败、沿革变迁等方面资料,均做出来了重大贡献。

70世孙孟昭铨,字伯衡,1874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71世孙孟宪泗,字法鲁,光绪年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生三子:孟庆桓、孟庆榕、孟庆棠

72世孙孟庆恒,字颂武,因早卒,未能承袭世职,由弟孟庆棠(字泽南)于光绪20年代袭世职;至光绪31年(1894年)正式承袭;1935年由“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改称为“亚圣奉祀官”

73世孙孟繁骥,字雪生,1939年承袭奉祀官;1949年去了台湾,1990年在台北病逝

74世孙孟祥协,1990年接任“亚圣奉祀官”,现居台湾

后世对孟子的纪念

一、先师庙

据传,孟子在游说各国期间,从齐国到魏国,途经干城(今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孟轲村)被大雨所阻。当时孟子声望颇高,一时间奔走相告,轰动全村。孟子住处门庭若市,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孟子见此人如此好施乐道,决定留下讲学数日。干城人也以此为荣,于是就在孟子讲学的地方建“先师庙”,把村名改为孟轲以示纪念。“先师庙”也称“孟轲庙”,位于孟轲东村。嘉庆六年(1801年),开州(今濮阳)知州张极重修孟轲庙,并为“大贤名不可名村”,将孟轲村改为大贤店。1958年庙毁。1981年复名孟轲村至今。孟庙,又称亚圣庙,为历代祭祀孟子的场所。亚圣殿为孟庙的主体建筑,大殿正面重檐之间高悬一匾,上书“亚圣殿”楷书贴金大字。正中门额上挂“道阐尼山”横匾一块。殿内承以八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门正面两柱挂以一副巨型抱柱对联,“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切同禹颜。”对联和门匾都是清代乾隆手书。东侧神龛雍正皇帝手书“守先待后”的金匾一块。山东又称为孔孟之乡。

二、七篇贻矩

山东邹城孟府大堂檐下正中悬挂着“七篇贻矩”金匾,“七篇”指的是《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腾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贻”是赠给的意思;“贻矩”指赠给孟家的规矩。

三、孟庙

孟庙,又称“亚圣庙”,是历代祭祀孟子的地方。孟子有庙奉祀始于宋景祐四年(1037年),创建于邹县东北12公里的四基山西南麓,孟子陵墓前。后迁于现邹县城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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